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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應(yīng)商	北京聚寶薈藝術(shù)品鑒定中心店鋪
認證
報價	面議
關(guān)鍵詞	西安字畫鑒定,名人字畫拍賣網(wǎng),張金友字畫鑒定,哪里才能鑒定字畫
所在地	北京周邊

產(chǎn)品詳細介紹

容眾。一次外地收到一冊宋人書札，拿到北京故宮囑為鑒定。唐蘭先生、徐邦達先生、劉九庵先生，還有幾位年輕同志看了，意見不完全一致，共同研究，極為和諧。為了集思廣益，把我找去。我提出些備考意見，他們幾位以為理由可取，就定為真跡，請外地單位收購。后唐先生說：“你這一言，定則定矣?！辈挥傻糜|到我那次目無群眾的舊事，急忙加以說明，是大家的共同意見，并非是我“一言堂”。我說：“先生漏了一句，定則定矣之上還有我輩數(shù)人呢?！边@兩句原是陸法言《切韻序》中的話，唐先生是極熟悉的，于是仰面大笑，我也如釋重負。顏魯公說：“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葵丘之會，微有振矜，叛者九國。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，言晚節(jié)末路之難也?！边@話何等沉痛，我輩可不戒哉!

書畫家的字號、籍貫和生卒時間
掌握書畫家的字號、籍貫和生卒時間，對于書畫的鑒定工作很有幫助。這些問題往往被某些作偽者忽略，假如我們比較熟悉的話，那么，就能夠比較容易地看出問題。例如：明代沈度《梅花百詠》冊，《石渠寶笈》卷三之十六著錄，款云"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，沈度書于春草堂。"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，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，78歲。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，所以這件字冊不用看實物也能肯定是偽品。又如：明代姚綬癸《三清圖》軸，清代方濬頤《夢園書畫錄》卷八之十五著錄，款云"三清圖，永樂五年歲在丁亥秋日寫，云東逸史公綬"。考姚綬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生，弘治八年乙卯卒，73歲。永樂五年姚綬尚未出生，所以，可以肯定這件東西也是偽品。正因為書畫家的生卒時間對書畫的鑒定有直接關(guān)系，所以就盡可能多掌握它。

元代柯九思的生年，過去有的書籍上的記載是錯誤的，例如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》記載為生于元皇慶元年壬子（1312），天歷二年己巳（公元1329年）被拜為"奎章閣鑒書博士"，也就是說，柯九思虛齡18的的時候就擔(dān)任了這個職務(wù)。這樣，問題就出來了，人雖有天份，大哪有18歲就任"奎章閣鑒書博士" 鈐的呢？顯然，這一記載是錯誤的。那么柯思九的生年應(yīng)該是哪一年呢？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《誅蚊賦》卷，后尾紙上有柯九思的題跋，柯氏名款下鈐蓋了幾方印，其中一方印為"唯庚寅吾以降"，這方印章為他的生年提供了確鑿的證據(jù)?？荚袃蓚€庚寅年，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）年，再一為至正十年（1350）年，柯九思的生年毫無疑問是個庚寅年，即公元1290年。天歷二年己巳時任"奎章閣鑒書博士"已經(jīng)虛齡40了。

文史知識
歷代帝王年號、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，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，往往起著相當(dāng)重要的作用。
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(jié)時，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，而是相互交叉的。某個皇帝死了，又換了個新皇帝，有的就改了元，即換了年號，也有些當(dāng)年并沒有改元，依然沿用舊的年號。例如：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，是萬歷四十八年（1620）七月死的，八月朱常洛（光宗）做了皇帝，改元泰昌，僅一個月就死了，九月朱由校（熹宗）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，直到下一年（1621）才改元為天啟。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，萬歷只有47年，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。又如：朱由檢（毅宗）是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三月死的，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。
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，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，均是符合邏輯的，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，則不符合邏輯，是有問題的。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，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，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。崇禎年號的書畫款，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，同樣是符合邏輯的，例如：楊鉉《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》卷的款寫為："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，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。"這是無可懷疑的。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，以為崇禎只有16年，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。

在書畫鑒定中，還常常用避諱分為避朝諱（避當(dāng)皇帝及先帝的名字）與避家諱（避作者家中長輩或祖先的名字）兩種。在鑒定學(xué)中，避朝諱比比較容易掌握，避家諱就比較難以掌握了。避諱的方法主要有三種：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缺寫一筆（多為后一筆），另一種是將避諱的字換個意思相盡的替代字，還有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空格不寫。例如：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黃庭堅《千字文》卷，字體完全是黃的筆法，有個別字寫得水平較差，因為該卷文內(nèi)寫明了是試雞毫，所以這一點就被忽略過去，該卷本幅確為宋紙，并有梁清標(biāo)收藏印多方，所以我們就初步定為黃庭堅真跡。后來又發(fā)現(xiàn)該《千字文》"紈扇圓"的"紈"字被改寫為"團"字，應(yīng)是避宋欽宗趙桓的諱（因"紈"、"桓"讀音相近而避諱）?？键S庭堅寧四年（1105）卒，距欽宗靖康元年（1126）還有21年，決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預(yù)算避諱的道理，因此，肯定了這卷《千字文》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偽品。

當(dāng)然，運用避諱進行書畫斷代，要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，例如宋代"玄"、"朗"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趙桓大中祥符五年開始避諱的，在此以前這樣的字是不避諱的。如果見到一幅宋代人寫的字或者繪畫作品的題詩，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，對這些不避諱是符合規(guī)律的，而款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，這些字不避諱就不合規(guī)律，就有問題了。
我們這兒所講的只是一般的情況，此外，也還有極個別特殊的例外，如米芾的《蜀素貼》卷中，前后有兩個"殷"字，一個缺一筆，另一個就不缺。這就要根據(jù)具體的作品作具體的分析。
同時，對于避諱問題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變地對待，有些臨古的書法作品，完全按照原樣臨而不避諱。例如經(jīng)過鑒定確為南宋趙構(gòu)（高宗）所書的《臨古二體千字文》卷，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臨寫的，文內(nèi)的字均避唐諱（諸如"淵"、"世"、"民"等字均被避諱），而沒有一個字是避宋諱的。
總之，避諱的問題是復(fù)雜的，在書畫鑒定中運用避諱來斷代，根據(jù)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，要依據(jù)不同的條件，靈活掌握。

從繪畫材料上鑒定書畫真?zhèn)?br /> 2003年10月5日下午，我應(yīng)海南收藏家協(xié)會何翔先生之約做現(xiàn)場書畫鑒定。當(dāng)場有一位收藏家拿著三幅古畫求鑒，一副為清林舒的《山水圖》，另幅為日本畫《花鳥圖，第三幅是清方琮的《山水圖》條幅，長約四尺，寬約1尺2寸，絹本，淺設(shè)色。本畫所用材料為粗絹，裝裱材料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綾。山水風(fēng)格有唐伯虎格調(diào)，但屬筆觸較之粗獷的大斧劈皴。畫之上端留空也較大左下角有小楷書“臣，方琮恭繪”，數(shù)字，后鈐小印兩方。初視之，印象不真。
平時積累方蹤的繪畫印象是屬內(nèi)廷供奉的正統(tǒng)畫派畫家，大約與董邦達、張宗蒼山水類似。據(jù)《熙朝名畫錄》載：“方琮，字黃山，為乾隆朝供奉內(nèi)廷。畫學(xué)黃公望，其畫曾蒙御題”并言其“畫學(xué)張宗蒼，深得其傳?！痹摦嬕源蟾?，目的是使鑒者無從對照原跡為其作偽本意。鑒定這幅畫除了畫風(fēng)與張氏畫風(fēng)毫無相干且屬傳統(tǒng)內(nèi)廷畫派之外，更主要的破綻是所用材料的問題。

有一種復(fù)舊方法能使兩幅作品幾乎完全相同，這就是揭裱舊字畫。自明朝以來，書畫常用的質(zhì)料是宣紙，宣紙經(jīng)特殊工藝制成，與紙不同。如果宣紙在制作時一次成形，其厚薄多不均勻，因此必先作極薄的一層，根據(jù)其價格宣紙可以加層。一般普通的宣紙也有二三層，厚的有四五層之多。因此，一張宣紙也可以再分揭為數(shù)張。這樣，書畫原作一經(jīng)商人之手，必設(shè)法揭出若干層。由于宣紙用墨極易渲染，幾乎每層都可以浸透畫家的筆墨，但揭層越多，筆墨越淡，每層的原作也比較淡，作偽者便再用宣紙裱數(shù)層，墨跡輕淡之處再照樣添補，新墨如很明顯，再用熏舊之法使其變舊變暗，真?zhèn)伪汶y以分辨。不知此情的人在將古舊書畫或名人書畫送給裱工裝裱時，上一層筆墨俱佳者往往被他們揭去，被騙后也不知所以。

從顏色上講，明末清初出現(xiàn)的泥金紙為赤黃色，到清代后期，泥金紙變成了淡黃色。
清康熙至嘉慶，出現(xiàn)了一種粉箋和蠟箋紙，劉墉、黃易、梁同書等人常用，清末吳大溦則用日本紙作畫。
此外，紙還有大小尺寸的不同和新舊之別。一般講，早期的紙，尺寸較小，后期的紙尺寸越來越寬
對紙的質(zhì)料，紙的型制，還有絹和綾的各個時代特征要熟悉。
例如，清康熙、乾隆以來流行彩色粉箋、蠟箋紙，上面還描上金、銀花紋，只能寫字，不宜繪畫。
還有明末天啟、崇禎或稍后一段時間，流行一種素綾，在書畫上常用，尤其書法條幅用得多，到晚清時還有人使用。
對這些特殊的現(xiàn)象也要全面了解。關(guān)于紙、絹及綾，有作偽者常將紙、絹作舊見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