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(dāng)然，運用避諱進(jìn)行書畫斷代，要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，例如宋代"玄"、"朗"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趙桓大中祥符五年開始避諱的，在此以前這樣的字是不避諱的。如果見到一幅宋代人寫的字或者繪畫作品的題詩，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，對這些不避諱是符合規(guī)律的，而款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，這些字不避諱就不合規(guī)律，就有問題了。
我們這兒所講的只是一般的情況，此外，也還有極個別特殊的例外，如米芾的《蜀素貼》卷中，前后有兩個"殷"字，一個缺一筆，另一個就不缺。這就要根據(jù)具體的作品作具體的分析。
同時，對于避諱問題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變地對待，有些臨古的書法作品，完全按照原樣臨而不避諱。例如經(jīng)過鑒定確為南宋趙構(gòu)（高宗）所書的《臨古二體千字文》卷，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臨寫的，文內(nèi)的字均避唐諱（諸如"淵"、"世"、"民"等字均被避諱），而沒有一個字是避宋諱的。
總之，避諱的問題是復(fù)雜的，在書畫鑒定中運用避諱來斷代，根據(jù)具體情況進(jìn)行具體分析，要依據(jù)不同的條件，靈活掌握。
人們只有通過“臨”、“仿”、“撫”、“摹”來標(biāo)識自己的傳統(tǒng)淵源，確立自己的藝術(shù)價值。
“四王”在中國古代繪畫史上為山水畫創(chuàng)造的后的輝煌，終消失在晚清的暮色中。
明末清初四高僧，即石溪、漸江、石濤、八大山人，他們是的寫意山水畫代表。
紙、絹、綾
到了明朝初期，出現(xiàn)了一種安徽宣城產(chǎn)的紙，世稱“宣德箋”，紙面細(xì)膩、光滑，明。
宣德帝朱瞻基喜用它作畫。此外明末的董其昌和清初的王原祁也用宣德箋畫畫，但未發(fā)現(xiàn)其他人用.
這無意中為鑒定示、董、王之畫提供了依據(jù)。但明代大多用金扇面，即灑金或泥金扇面，而白紙素扇面明末清初才出現(xiàn)。
清康熙時則金、白并用。到了雍正、乾隆時，一般用白紙扇面。
談到灑金、泥金出現(xiàn)的時間，大片的灑金紙出現(xiàn)在明代早期，灑金紙扇面出現(xiàn)在中期，小金片和金星紙出現(xiàn)在明后期。
對于做舊與原舊要區(qū)別開來。原舊有一種自然老化產(chǎn)生的“包漿”光亮，而作舊是用顏色、茶水、臟水染舊，或油煙薰舊。
（一）絹，大約唐、宋的書畫都用絹，元以后用紙越來越多。用絹、綾鑒定書畫，僅從制作規(guī)格上看，極難區(qū)別其生產(chǎn)的年代.
如拿清康熙時的“貢絹”與南宋時的院絹比較，除新舊氣息不同外，形制方面幾乎一樣。故不能把它作為斷代的依據(jù)。
但絹的門面尺度和砑光卻有時代的不同。從傳世每幅絹的門面看，北宋初到宣和以前絹闊大都不超過60厘米。
宣和以來，則逐漸放寬，有幅畫軸闊至80厘米的，如趙佶《芙蓉錦雞雞》（幅81。5厘米）。
到南宋中期，已有一米以上門面出現(xiàn)，如李迪《楓鷹雉雞圖》，闊至105厘米。絹除門面外，還有砑光的問題。
從年代講，砑光絹到明末已有，絹地光亮而薄。至于用砑光絹作畫，到咸豐、同治以來的書畫中方能見到，此可用作為斷代依據(jù)。
（二）綾，傳世中有花綾和素綾兩種。前者唐貞元以后，誥（來+力）用花綾。
后者在明成化、弘治時沈周等人的作品見到。到天啟、崇禎時則廣為流傳。所見為王鐸、傅山等人的書法卷軸為多，但到了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見了。
絹、綾的單絲和雙絲不能作為斷代的依據(jù)，因為它們沒有明顯時代劃分。而絹綾精粗程度可為書畫的斷代提供佐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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